所以,某种意义上,西汉勋贵阶级与中央的关系,类似于‘中央荣养勋贵,待等有事,勋贵为国出征’的同生共存关系。
因此,刘弘并不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功臣被封侯,会导致国家财政会受到影响——即便刘弘心里明确的知道,如今汉室天下,起码有十分之一的土地,被封给了数百位彻侯、关内侯,做食邑之土。1
待等封侯之事被告于高庙,一应程序结束之后,代王刘弘再三请辞就国,刘弘先后挽留,最终同意了刘恒的回国请求。
对于移封梁国之事,刘恒表示‘无赫赫之功,不敢受重恩’,刘弘也没有逼得太过于紧迫,在允许刘恒回代地的同时,建议刘恒,听取一下代王后薄氏的看法,再做回复。
就这样,刘恒满带着忧虑的不安,于二月初四自长安北门而出,向着代地进发。
同一日,车骑将军飞狐都尉柴武,带着除强弩都尉,以及被遴选为宫中侍郎的将官外的三千多人,正式请辞,向飞狐军而去。
而刘弘则于二月初五,在新任郎中令令勉的陪同下,便装出现在了长安东市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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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,天气已经稍有些回暖,街上的行人也更多了些。
做一副勋贵子弟打扮的刘弘,在三五个威武大汉的跟随下,悠然步入东市之内。
作为统一的封建政权,西汉皇帝还没有如后世宋明的皇帝一般,被御史言官过度的干扰私人生活;‘君子不立于危墙’‘天子不当出未央’的说法,在此时还没有什么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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